团队碰到从没遇到过的大败仗时,能不能找到新伙伴一起东山再起呢?如果那个被大家看好的项目做不下去了,能不能快点刹车,换个方向再搏一把?要是团队里全都是垂头丧气的氛围,能不能再把大家的心拢到一起,让大家看到胜利的可能,心甘情愿地跟着一起往前走?
碰到很棒的搭档时,咱们能不能和对方好好合作、关系融洽呢?这些都是咱们平时经常会碰到的事儿。要是你没想过这些问题,可以看看《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奥秘》和《井冈山那段斗争岁月》。
1927年,中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先是南京的蒋介石反水,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大开杀戒,接着武汉的汪精卫也跟苏联翻了脸,跟蒋介石站到了一边。
那些想趁机捞好处的军阀一看形势不对,就赶紧找借口为自己开脱,还使劲儿排挤真正的革命人士。这一弄,国民党左派损失惨重,近百万人没了,六万共产党员里牺牲了五万,真是血流满地啊。
在那样极其残酷的情况下,1927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会上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是,湖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要怎么对抗敌人的追捕和大屠杀。
陈独秀觉得,要么把农民武装交给国民党的新军阀管,要么就直接解散掉,反正共产党不需要再留着自己的武装力量了。而张国焘呢,他主张农民武装应该和共产党分开,上山里头当那种劫有钱人来帮穷人的绿林英雄。
听完他们俩的讲话,老师摇了摇头,把烟头按灭,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非常严肃地说,农民武装不能给国民党,也不能离开共产党的带领,最好的办法是上山去,为共产党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打下基础。
8月7号那天,中央领导在汉口紧急开了个会,会上教员又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提到,以前咱们总说孙中山先生太偏重于军事行动,而咱们呢,则反其道而行之,没怎么搞军事,一门心思扑在群众工作上。
以后得特别看重军事力量,要知道权力是靠武力赢得的。这话把“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想法进一步简化为“武力赢得权力”。
当大家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人运动上时,教员却看到了农民的力量,提出搞农民运动;而当人们面对变化不知所措时,教员又察觉到了军队的重要性。
老师每次的点子都特别新奇,主要是因为他历史、哲学都懂很多,还特别爱琢磨事儿。这样一来,他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一下子看到事情的本质,揪出主要的问题,把眼下最重要的事儿和每件事能不能成的关键都弄得清清楚楚。
要是我们能像老师那样,一直琢磨、探究事情,把它们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搞明白,慢慢练出这个本事,就能让命运有所不同。
会议一完事儿,瞿秋白就提议让教员去上海发展,说那是个挺有前景的地方。可教员摆摆手没答应,他跟瞿秋白说,自己打定主意要回湖南,打算搞一场秋收起义,还要跟那些草莽英雄打交道呢。
9月9号那天,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人,他指挥的秋收起义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接着,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首《西江月》:“咱们的队伍叫工农革命军,旗帜上是镰刀和斧头。不在庐山附近多停留,目标是直接奔向潇湘。地主们层层欺压百姓,农民们团结一心反抗。到了秋收的时候,天边暮云笼罩忧愁,突然一声雷响,起义如霹雳般爆发。”
秋收起义的打算是让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队分成三条路线,去包围长沙城里的工农老百姓。接着就动手起义,里面外面一起攻打,一下子拿下长沙,然后以湖南为根据地,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这四个省份建立起工农兵的政府。
可是,随着起义的队伍一步步后退,教员慢慢发现敌人的势力还是很强大,攻打长沙不太现实,要想解放四个省份,时候还没到,也就是说,那个被大家寄予很大希望的事情眼看就要不行了。
要是咬着牙继续往前走,说不定能抓到一点点赢的机会,可要是输了,那就全完了。可要是早点儿停手,虽然能省点儿成本,但可能会让领导脸上无光,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自己带队做项目了。
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是老师,会怎么选呢?就在这让人头疼的选择时刻,9月14号,老师在浏阳东乡的上坪紧急开了个会,他决定不攻打长沙了,让大家赶紧往东南边的文家市靠拢。
因为老师经常在广东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亲眼看到了罗霄山脉的辽阔,所以打定主意要把起义的队伍带到那儿去休整,积攒力量,等机会到了再出来解放全国。这样一来,武装起义能继续下去,起义的队伍也能保存下来,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聊问题得有个观点和理由,观点就是咱的结论,理由呢,就是咋得出这个结论的。现在老师选了秋收起义的新地方,那他为啥这么选?为啥觉得起义的队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老师做决定可不是随便拍脑袋的。
何长工回想起,在去文家市的旅途中,他亲耳听见老师讲过一番道理,简单说来,就是有三个原因支持他们向罗霄山脉转移。
首先,现在国际上的钱袋子还算安稳,这些钱和国民党串通一气,蒋介石也跟汪精卫搅和到了一块儿,他们仨联手搞了个反动团伙。这时候,要是硬去攻打大城市,那就跟鸡蛋碰石头没啥两样,很可能会吃个大败仗。
另外,罗霄山脉坐落在湖南和江西的边界,离两个省的省会都挺远的,所以反革命势力在那边控制得不严。再加上国民党里面好多小团伙,军队和政府都步调不一,起义的军队就可以瞅准这个机会,在罗霄山脉灵活地找机会行动。
第三,咱们中国有数不清的贫苦大众,他们都是革命可能的好帮手。只要起义的队伍能挺住,那以后就有希望和这些穷人联手,把革命进行到底。
总而言之,我们弱敌人强,硬碰硬不是好办法。我们应该找敌人防守差的地方,建起我们的根据地,一点点削弱他们,把每次的小胜利加起来,最后就能变成大胜利,完成我们的革命目标。
9 月 19 日晚上,老师在文家市把以前的领导、师长、团长等人叫到一起开了个会,在会上正式讲了讲之前的失败原因,还提出了新的打法计划。
一番热烈争论后,大多数人站到了教员的新方案这边,就连师长余洒度在内的少数人除外,秋收起义的队伍就这样踏上了新的旅途。
9 月 20 日一大早,参加秋收起义的队伍告别了文家市,朝着罗霄山脉的方向前进。不过,他们毕竟打了败仗,整个队伍里都充满了沮丧的情绪。
过往的经历告诉我们,搞项目、管团队,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只有大伙儿劲往一块儿使,才能花最少的力气拿到最好的成绩。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如果你是老师,这时候要怎么让大家团结起来呢?老师有个办法,既不是靠乏味的道理讲解,也不是靠虚无的奖励承诺,而是通过建立制度来应对。
9月29号那天,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了永兴县的三湾村,教员把以前的委员们都叫到一起商量事情,他提出了一个早就想好的,要给队伍改头换面的计划。
一开始,等部队走到三湾的时候,人数已经不到 1000 了,人员损失很大。这时候,要是还拿师的名义来管部队,除了得多加几个干部,也没啥好处。
所以,老师决定把师缩小成团的规模,并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整个团有7个连,那些没有具体职位的军官被安排进了军官小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则被编进了卫生小组,这两个小组都直接归团里管。这样一来,原本复杂庞大的师级结构就变得简单高效了,形成了更直接的管理方式,队伍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
另外,中国共产党自己挑起了中国革命的大梁,咱们的军队,作为这场革命的主力军,得紧紧跟着党的指挥棒走,落实党的方针、道路和各种政策。
随着革命形势和部队特点的不断变化,党和部队之间的联系也得跟着变变。现在看,一个团里只有一个党支部可不够用了,党的领导干部得更多地深入到基层去。
因此,老师在营和团里成立了党委会,连队里建了党支部,班和排里则设了党小组。碰到啥大事儿,都得先拿到党委会上商量着办,整个团的党组织都由前敌委员会来管。
这次改动让党对军队的领导更加铁定,同时搞起了集体领导,减少了单个军事头头的权力,防止了他们因为一己私利带着队伍跑掉,这对保护革命队伍太重要了,也为军队的以后发展铺好了路。
最终,教官在连级及以上的部队里组建了士兵代表小组,采用大家商量着办事的办法。这个小组的头儿由普通士兵或者班长来当,他们不仅帮党支部一起管事儿,还盯着各级军官,不让军官欺负士兵、乱花钱,保障士兵的面子和说话的权利。
另外,让经济情况透明,还有让士兵参与伙食管理,这些都是民主集中制里挺关键的事儿。从那以后,部队里官兵平等就成了不变的规矩。大家都觉得“不怕东西少,就怕分得不均”,要是士兵只能吃粗粮,军官却大鱼大肉,士兵心里肯定会有怨气。
但当官兵之间平等相待后,士兵就不怕军官欺负他们了,反而还能管着军官,这样一来,大家心里都没了怨气。这样的改变,对于让大家团结一心来说,真是太关键了。
改完剧本后,老师站上了一块大石头,对着士兵们开腔了:“咱们都是爹妈养的,敌人有两条腿,咱们也有两条腿。你看贺龙大哥,当初就靠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已经是军长了,手下管着一大堆兵。咱们现在不光有菜刀,还有两营的兄弟,难道还愁干不出点名堂来?”
大家一听这话,觉得挺在理,贺龙两把菜刀都能闯出一片天,自己还有啥好怕的?于是,在重新整编和一番政治鼓动后,教员顺利地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了一起,让每个人都觉得革命的路还能继续走下去,充满了希望。
在三湾改编那会儿,教员另外还安排人去找了袁文才和王佐。他俩以前是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正副头头,手下加起来有120杆枪,占着罗霄山脉中间的井冈山那块地儿,一直在跟当地的恶霸地主斗。
看了他们的经历后,老师觉得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再说,袁文才和王佐还没跟国民党走,这说明他们还想继续革命。
就这样,老师和袁文才、王佐开始搭上了合作的伙。搞完三湾整顿,他们就带着队伍往井冈山进发。可当两队人越走越近时,有人出来说,袁文才和王佐那边枪少人少,干脆把他们合了,好让秋收起义的队伍独自占下井冈山。
要是你是个老师,能抵挡住这种吸引吗?老师坚决地回绝了这个建议。在老师心里,井冈山不过是革命路上的一个歇脚点,起义的队伍早晚得离开井冈山,去解放全中国。
拿起武器斗争只是个方法,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四亿中国老百姓都站到我们这边来。在这个过程中,和各方力量联手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只为了独占井冈山,就把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给吞并了,那我们的信誉就没了,以后跟其他力量合作就难了,更别想提解放整个中国的事儿了。
所以,要想革命走得对,得和他们平等合作才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0月6号,教员去找了袁文才,当场就送了他100多条枪,支持他把队伍壮大起来。
袁文才慷慨地给了教员500银元,帮忙解决了部队的粮食和物资问题。没过多久,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就按照三湾改编时定下的规矩,重新整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手下的另一队人马。
到这时候,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的罗霄山脉中段安下了家,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老窝。10月18号,原本听武汉国民政府话的唐生智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李宗仁打了起来,他们从湖南、江西拉了好多兵去参战,结果这两省的边界就没人守了。
老师眼疾手快,发现了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大好机会,所以在11月中旬,就派队伍下山,一下子打下了湖南茶陵县。接着,他让谭震林当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头儿,还派了好多干部去茶陵乡下,带着老百姓斗地主、分土地,建起了各级的赤卫队和党支部。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就建起来了,而这一切都是从茶陵开始的。
第二年 1 月份,当遂川县获得解放时,教员整理出了 30 条管理政策,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土地分配、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这为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
通过拉拢袁文才和王佐,再加上成功解放茶陵和遂川的经历,教员觉得,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行得通的,走工农结合、武装割据的路子是没错的。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概括出了不少革命的好办法:打胜仗、消灭对手,打击地主、筹集资金,还有向老百姓宣传、组织起来、给他们武器,这是革命队伍的三件大事;一切都得听指挥,不能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缴获的东西都要上交,这是三条大规矩;还要记得帮人家关门、捆好柴火、说话客气、买卖公道、借了东西得还、弄坏了东西得赔,这是六项小细节;分开兵力去发动群众,集中起来对付敌人,这是打仗的大策略;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停下我们就骚扰,敌人累了我们就打,敌人跑了我们就追,这是具体的打法;我们要像波浪一样一步步前进,不能乱分兵力冒险,这是根据地怎么发展的原则;对俘虏要好,想留下的就加入我们,不想留下的就给路费走。
可以说,短短不到半年,教员就改变了秋收起义的糟糕状况,拉起了一支新的人民军队,找到了和各路人马打交道的方法,还在实际操作中学到了不少建军治国的经验。
1928年4月28号,朱老总指挥着南昌起义剩下的队伍和一万多湘南农军,跟教员的秋收起义队伍碰了头,两支队伍合到一块儿,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的第四军。
到现在,朱毛领导的红军队伍真正建立起来了,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从之前说的事情可以看出,教员很会吸取经验教训。
当井冈山根据地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后,老师肯定会写一份总结,把以前的经验教训都讲清楚,给以后的革命道路指个方向。
1928年10月5号,老师领头开了湘赣边界中共的第二次大会,还根据过去一年收集的信息,写了一份《湘赣边界中共第二次大会的决定》。
这个决议案的头一部分,其实是把老师们在文家市深入琢磨的想法,整理并深化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缘由探究》。
文章一开始就说,现在国民党里的新军阀头头们,还是城里那些大老板和乡下大地主在当家。他们对外头低声下气地讨好帝国主义,对内呢,就是用新军阀换掉老军阀那一套。他们对工人农民的经济压榨和政治欺压,比以前还要狠得多。
简单几句话,就把中国的大概情况和为啥要革命讲清楚了。然后,教员就开始讲革命现在遇到的难处、有啥好机会,还有为啥能成功。
说白了,中国以前主要是靠农业过日子,不那么需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所以容易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情况。再加上,中国那时候算是半殖民地,外国强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咱们国家的命运。
地方军阀各自为王,加上外国强国的影子在背后,让军阀不得不和外国势力拉关系。而这些外国强国之间如果闹矛盾,也会影响到军阀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是让中国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军阀大战。
只要军阀们还在打来打去,就没法形成一个又统一又有力的中央政府。军阀地盘交界的地方,就是他们管得最差的地方,而这正是红色政权容易生长的好地方。
不过,不是军阀地盘交界的地方都能搞起红色政权,只有在国民革命中锻炼过的南方各省,那里的工农兵老百姓受过民主革命的思想启发,才有可能再次掀起革命浪潮。
那些没参与过国民革命的北方省份,建大块红色政权挺难的,张作霖和阎锡山的手下也不太可能分出革命队伍来。
在11月25日,教员根据三湾改编后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实际经历和运作情况,写了一篇名为《井冈山的那些日子》的报告。他通过讲述湘赣边界我们控制区域里的县城乡镇、军队管理、土地分配、政权建设、党组织工作、革命的本质、还有我们控制的地盘等8个方面,给中央作了全面汇报。这里面,说得最多的是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连队要建立党支部、还有要好好对待俘虏这些重要内容。
老师曾经说过:“我就是靠不断积累经验来做事的。” 庄子在《知北游》里也讲过:“什么地方都存在道,就像它在蝼蚁里,在瓦块砖头里,甚至在大小便里一样。”
老师积累的经验和庄子讲的“道”,说白了都是从平常日子里成功的事儿里找方法,从失败的事儿里吸取教训。这样一天天、一年年积累下来,就能慢慢少犯错误,一直往成功的路上走,最后赢得胜利。
这个过程就是不再犯同样的错,也就是说,同样的错误不再犯第二次。老师们的成长之路各不相同,但说到底,关键就在于不重复犯错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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